面臨經濟環境的新常態，對于中國紡織工業的影響最深刻的。在今年5月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就曾指出：“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，我們要增強信心，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，適應新常態，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。”另外，據主流輿論對于新常態的進一步解釋是：“增長速度換擋期、結構調整陣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‘三期’疊加，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。”
據相關數據顯示，在2012年以前相當長的時間里，紡織工業經歷了年均超過20%增長的快速發展期;但從2012年起，紡織工業的增速驟然減半，當年實現工業總產值僅增12.29%;今年上半年，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僅增長8.5%;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的樂觀估計是，2011~2020年規模以上紡織企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2.5%。
業內專家認為，“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，使全球經濟進入長期的結構性調整時期。從2009年開始，我國經濟開始進入‘結構性減速’通道，紡織工業毫無疑問是運行在這個減速通道內。紡織工業發展環境新常態的主要表現為：不可逆轉的企業運行成本增加、貿易環境變化、投資環境變化。”以下，是來自相關媒體的分析報道。
一、是困擾行業多年的棉花問題。
紡織企業的感受是棉價太高，棉農的感覺是棉價太低;企業要求放開進口配額，如果放開，40%以上的差價，必然把國內棉農置于死地;那么中國還要不要有人種棉花?有人寄望棉價補貼政策，但補貼能補足40%差價嗎?看來根本出路是提高國內棉花種植效率，而這遠非一日之功。
二、是勞動力成本問題。
勞動力成本增加是所有行業面臨的共性問題，單個用工成本降低的可能性幾乎沒有。出路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。紡織工業用工問題的特殊性在于，流動性強的農民工、臨時工不能滿足企業對大批熟練技術工人的需求。伴隨我國城鎮化進程，企業用工市民化是大趨勢。與之相應，對現有勞動力的職業化培訓、對用工的市民化安排，會成為企業和所在地區必須列入規劃的事項。
三、是匯率問題。
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單邊升值已經超過30%，未來匯率雙向波動是趨勢?？缇橙嗣駧沤Y算是減少匯率波動的有效手段，但取決于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。
四、是環境保護問題。
綠色GDP是國人一致的追求，相關規則只能越來越嚴。企業環保成本投入可有可無、可多可少的局面在不遠的將來必定會消失。
五、是國際市場問題。
2013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2840.7億美元，是2000年的5.5倍，世界紡織服裝工廠的美譽名副其實。然而產品遍布世界，品牌卻走不出國門。為了品牌出口，企業走的彎路、付的學費不少?？傮w而言，我們還沒有找到品牌走出去的規律;與此同時，不少新興發展中國家開始復制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奇跡，憑借低廉的生產成本，快速蠶食我國的出口市場份額;再加上世界各地紛紛興起的各種貿易壁壘;使我們前有攔路后有追兵，大而不強、大而難強。
六、是國內市場問題。
消費傾向的去百貨化、品牌標價的高端化、銷售渠道的多樣化，成為當前國內紡織服裝終端市場的三大基本特征。我國百貨渠道的特殊性，使百貨商場、購物中心的展示功能有超過銷售功能之勢，不少品牌產品標注價格已經接近國外知名品牌。追求品牌附加值本無可厚非，但太多的品牌標出奢侈品價格，其結果只能是有價無市;在另一端，各種虛擬市場以廉價、新潮為特征，緊緊抓住了年輕人這一終端消費的最大主體。此消彼長的結果，并沒有改變國內市場競爭慘烈的總體趨勢。不少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已經少得難以啟齒。
七、是投資問題。
產業轉移成為一些企業降低成本的選項。向中西部轉，除了勞動力成本有望減少外，產業鏈配套、投資軟環境存在成本增加的不確定性，少數實力企業有所進展;向國外輸出產能，面臨更多不確定性;在高度同質化、產能過剩的擁擠產業環境中，企業的投資行為集中于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。一是向大企業看齊，希望以規模取勝;二是跨出本行，在更廣的天地施展拳腳。兩個方向都有成功的案例，但也上演了不少不惜使用各種手段融資豪賭、最終導致跑路失聯的活報劇。
綜上所述，新常態的特征凡此種種，不一而足。傳統行業的低門檻與品牌做強的高難度，成為當下紡織服裝行業的典型特征。平等的市場機會是常態，但競爭的結果不會皆大歡喜;維持創新的努力是常態，否則就只能在慘淡中喘息;有人吃香喝辣，有人朝不保夕。新常態下的主動權握在誰手，值得認真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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